摘要：主流的聲音為什么不能用創新的形式來表達？或者說主流的聲音為什么不能用那些看似非主流的生動形式來表達呢？
美國《連線》雜志的創始主編，也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凱文·凱利，在自己非常有影響力的一本新書《必然》中，有一個極其精彩的論斷，這個論斷概括為一個詞叫做“流”——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時時處在信息流中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中的每一個人都像生活在一個信息的河流中，無窮無盡的信息不斷從我們的身邊經過，然后又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種狀態中，任何人都不要再做那種先行歸納，再做整理的工作——那種事后收集好的信息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因為它已經過時了！唯一有效的，是我們要善于從當下的信息流中，即時地篩選、甄別、判斷并處理對我們有用的信息——如果借用一個佛教常用的詞，那就是“當下”——你必然看在當下，想在當下，一旦過時，價值驟失！
無論你喜歡與否，你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確活在這樣一個“流”時代，而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作為一個個人或者一個組織，都應當對這樣的時代傳播方式作出相應的適應與反饋。特別是作為一個新聞媒體，這種適應就變得更為重要，因為這個“流”的時代，也是一個媒體爆炸的時代——從全國人民都看“兩報一刊”一直發展到人人都是傳播者——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自媒體”，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今天的世界或者中國，已經沒有絕對意義上的“主流媒體”，一切的主流都是相對的，一切的主流都是暫時的，一切的主流都是變動的，而應對這種變動的唯一手法就是變動。
《九派新聞》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個對變動時代很好的應對，她的誕生回答了我長期以來想說的一個問題：主流的聲音為什么不能用創新的形式來表達？或者說主流的聲音為什么不能用那些看似非主流的生動形式來表達呢？我想在這個方面，《九派新聞》為主流聲音的創新表達開了一個很好的先河！
即時捕捉，大數據分析，熱門話題，專家分析，《九派新聞》這樣一種新媒體形式，讓我的手機的公眾號中，有了一個唯一的官方媒體，而且我還把它推薦給了我的許多朋友，這些朋友們也是“用過都說好”，有幾個還表達說，如果有需要，他們也愿意為《九派新聞》寫些文章——當然前提是如果正好有他們領域內的擅長話題——我想這種寫作態度也正是這個“流”的時代應有的寫作態度：不是時時評論，而是在自己專業的感興趣的領域有感而發！
這個態度當然是對的，作為我們這些個體的寫作者無可厚非，但反過來，如果你是一個傳統報社的老板，那你的麻煩可就來了：對讀者大多感興趣的話題，你的報紙總要寫評論，而你的記者告訴你，對不起，老板，這個話題我不擅長，也沒感覺。那怎么辦呢？我想答案只有一個：多養些記者，讓各個領域的專家都有，如果真有這樣的報紙，在今天的經營結果，可能只有一個：關張吧！誰能養得起那么多專業的名記者呢？特別是在這個知識門類越來越廣的時代！
可是《九派新聞》就做到了這一點！為什么呢？因為作為一個新媒體，她的撰稿人不止一個固定的記者組，而是一個變動的專家群——我這里所說的變動，是相對于每一期的內容而言——不同的話題，不同的專業，就由不同的顧問來撰稿，但一看就知道都是同行，說得都很到位，都很“靠譜”——要知道，這“靠譜”兩個字，在今天這個過度傳播的時代中，可是一種極為稀缺的資源：由于傳播的門檻越來越低（門檻低到只需要你有一部多媒體手機！）所以導致了這個時代新聞滿天飛，標題滿天飛，觀點也滿天飛，而且這些觀點還越來越離譜！
于是，事實、準確、靠譜，這些新聞報道中原來最基本品質變得越來越稀缺——剛剛發生過的那個上海女孩到江西農村怒掀飯桌的所謂新聞，一時之間被炒得沸沸揚揚，連上海的官媒都出來正式表態，但過后才知道，這個不靠譜的故事是一個有夫之婦在和老公吵架后一時生氣杜撰出來的！這難道不是一個最現實的新聞教訓嗎？我在多次的講課中，都和不同階層的學員講過這樣一個判斷事物的方法：觀點不值錢！在今天，有觀點的人多了去了，真正有說服力的，不是觀點本身，而是觀點背后的事實和依據——請用事實來說話，請用專業來說服我！
那有沒有哪家媒體是一直用專業來說話的呢？答案有兩家，這不是我個人的觀點，而是我幾個朋友的一致觀點，而且這個觀點還驚人地一致：新的一家是《九派新聞》，老的一家呢？是《光明日報》。
是的！《光明日報》我沒有說錯，你也沒有聽錯！真的是《光明日報》！我，1969年出生，同濟大學建筑系畢業，留過洋，創了業，現在的一個私企老板，非黨人士，卻長年訂閱《光明日報》，是真的嗎？是真的！因為我不管這《光明日報》是誰管的，姓不姓黨，對我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這是一份讀書人的報紙，和《九派新聞》一樣，有濃濃的書卷氣和深厚的專業性！
讀書人，是我對自己的定義！雖然公眾也管我叫專家，知識分子，專業人士，老師等等，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就認為我是一個讀書人，我們有無數的先賢作為我們的榜樣，我們在每個時代也都應有所擔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每一代讀書人身上千年不變的責任！我們出身平民，但一旦飽讀詩書，我們就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平民，就應當以讀書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不再隨波逐流，不再人云亦云，而要在任何時代中，特別是在這個“流”的時代中，保持清醒，冷靜客觀，有所思考，并有所作為。
我想這并不是一個高要求，因為長期以來《光明日報》都是這樣做的，特別是她那幾個文化專欄中，對于文化專題的討論更是專業，如果那些在網絡吵吵嚷嚷的所謂的文化明星看明白了，我相信他們能汗顏至死！專業就是專業，并不是什么外行都可以胡說與戲說的！
正是由于《光明日報》的這種品質，使我在長期訂閱她的同時明白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一個政府而言，一群真正有知識，真正有責任的知識分子階層，是多么的重要！記得，當時看《建國大業》電影時，我還有點不明白。明明片名叫《建國大業》，為什么拍出來的情節既與戰爭無關，也與經濟無關，而最相關的，是如何把一個又一個的民主人士請到北京來，來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后來讀歷史多了，我才明白，如果沒有這些民主人士，也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中間勢力的幫助，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共和國絕不可能這樣順利地建立！這也就讓我明白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為什么統戰工作對我黨這樣地重要，因為任何黨派都是需要朋友的。同樣一句話，由誰來說，有時候比怎么說更重要，別人說你好，比你自己說絕對更有效，專業人士講專業，也絕對比非專業人士更可靠！
《光明日報》作者群中聚集的，就是這樣一群專業而可靠的專家朋友，而《九派新聞》目前正在聚集中的，也正是這樣一個逐漸成型中的媒體專家群！我覺得，這對于《九派新聞》而言，是比形式創新更重要的東西——如果說形式創新決定了《九派新聞》卓爾不凡的起點的話，那么，這個媒體專家群的建立，才是決定《九派新聞》到底能走多遠的關鍵所在——這也是我寫了這么多之后，真正想對《九派新聞》所提的建議，因為只有有了這樣的顧問專家群，才能讓《九派新聞》起到兩個最為重要的宗旨作用，引導大眾和大眾引導。
下面，讓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說明這兩個宗旨——我從事的工作叫做城市顧問，是為城市發展提供顧問服務的。當然我的父親也知道他兒子是干什么的，而偏偏我們家這位老爺子，是個憂國憂民的人——老空軍出身，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則是個老八路，于是我父親絕對是那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人，退休在家，每遇感興趣的國家政策必和我討論。而且由于技術兵種出身，所以每次討論格外較真，遇到好的政策叫好，遇到不好的政策，（當然是他認為不好的政策）就會忿忿不平，結果我發現許多讓老爺子氣不過的政策，只要和他大兒子一討論，老爺子就會變得很開心，為什么呢？因為他兒子說話讓他覺得很專業很有道理，比如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有關于“窄馬路”“密路網”的表述，老爺子一聽就不高興了：“現在這么寬的馬路都堵車，如果窄了不更堵車了嗎？這是什么糊涂政策??！”于是，就聽到了我媽那句經常說的話“還是先聽聽大兒子怎么說吧！”
于是，我就拿出紙和筆，給爸爸從頭講起：“單位面積內道路長度的比值，這個叫道路的線密度；單位面積內道路寬度所占的面積比這種道路的面寬度，如果線密度加大了，就一定不會出現嚴重的堵車，為什么呢，因為路口和路口離得很近，一旦堵車，很容易分流，用我們的行話來說，一條線上的交通荷載，可以很均布在一個面上，這樣的交通規則才是最合理的?！蔽疫€專門給老爺子畫了曼哈頓的路網“60m*120m”的街區分布，說明為什么這樣可以讓紐約在每千人935輛車的情況下，還基本不堵車的事實。
“但是”，我的話鋒一轉，“道路的寬度可就不一樣了，特別在中國，所有的開車人都喜歡無緣無故的并線，所以道路越寬，并線的可能性越大，用行話叫紊流越多，交通效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是單行道，相互干擾最少，交通效率反而最高，所以一個要“窄馬路”并且要“密路網”！
“明白了”，爸爸一下高興起來，“這兩個辦法，看來是要組合起來使用，才是好辦法，看來共產黨里是有能人啊，這是誰給政府提出的主意？”
“我！你兒子是其中重要的一個人！”“是嗎？”媽媽高興起來，“我兒子真不錯，今天中午給你加個菜：西紅柿炒雞蛋！”——這就是我作為一個城市顧問的幸福生活，對外做顧問，我可以賺到顧問費，而給爸媽做顧問講解，能讓他們明白政策，還能讓我的午飯多一道菜！
其實在今天這個時代，這種專家與民眾的溝通是極為重要的，特別是在今天這個所謂的“去智化”的時代，大眾的思維水平在事實上，是離辨別真相的要求越來越遠了——這并不是因為大眾越來越笨，事實上，是因為要辨析真相需要的專業門檻越來越高了！比如，如果沒有專家的幫助，今天，媒體上關于引力波的熱點新聞是一般大眾絕對弄不清的，所以說今天的大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專業人士的引導，而這，也正是《九派新聞》義不容辭的責任所在！因為，有太多的群眾事件，并不是由于政策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政策溝通不到位引起的，而專業的政策溝通又必然需要有相應的專業人士，用生動易懂的方法對大眾進行知識引導，這就是“引導大眾”的工作！
那什么是“大眾引導”呢？這事實上是《九派新聞》對我的最大幫助，我在看《九派新聞》時，特別喜歡關注這樣的標題——《輿論聚焦新一輪“失業潮”是否會出現？》，《個稅政策方案周末出臺遇冷，輿論仍糾結于起征點》等等，為什么喜歡看這些？因為這能幫助我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到底現在廣大民眾在想什么——因為不論哪個階層？只要你出來做事，對我們而言，順應民意都最重要的——大眾是需要專家的引導，但是同時，任何專家任何政府，也需要接受大眾的引導，誰也不能逆民意而動！
比如無論今年那位春晚導演如何為自己打100分，我都認為在這個猴年春晚上，沒有請六小齡童來表演，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巨大失誤，而且失誤得很愚蠢很不值——既然全國老百姓有那么強的期望，在這些非原則的、不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怎么就不能順應一下老百姓的呼聲呢？干嘛非要逆民意而動呢！你縱有千萬個專業理由，我也想告訴你，這，是一個講情感的晚會，并不是個講專業的地方！所以，有了《九派新聞》這樣的大數據支撐下的輿情監控，我們才能知道老百姓現在想什么、關心什么，才能適時、適當、適度地接受大眾引導。
那么我們來討論最后一個問題——什么時候能“引導大眾”，什么時候又能被“大眾引導”呢？如果用岳飛用兵的心法來總結，那叫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就需要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如果這樣說有點抽象，還是讓我用一個我與父親的具體故事來說明吧！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作為專家去相關政府機構參加了災后重建的專家研討會，回來父親當然要問我，災區何時能重建好。于是我問父親“你覺得災區重建越快越好嗎？”“當然了”，父親詫異地問，“難道是慢點更好嗎？”“是的！”我很肯定的說，“一個發生過八級強震的地區，山體地質構造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目前還很難判斷，而且龍門山斷裂帶地區一定會是一個地震高發地區，而針對這種情況最理想的應對辦法，是盡量把這些災民搬出去，搬到安全的地方；如果退而求其次，也應該把其中位于山谷中的那20%民眾搬出去，至少不要住在可能發生地質災害的地方；最次最次，也應當適當放慢災區建設的腳步，讓地質構造變化穩定后，才根據變化后的狀況作出規劃，一步一步來，無論如何災區加快重建都不是最好的方案！”
“那你怎么不說出你的意見??？”“我說了，但我最后還是同意加快災區重建”，“為什么？我不是告訴你要敢于堅持真理嗎？”“不是的”，我認真地回答父親，“最佳并不一定是真理，技術最佳也并不是政策最佳，咱們老家是山東沂蒙山區，爸爸我問您，如果咱們那個山區地震了，我問您兩個問題。第一、你愿意搬出來嗎？”“不，那里可是咱老家?！薄暗诙膮^重建可以放慢嗎？”“當然不行，咱們不能老住帳篷啊！”“對，這就是我想到的，我想也是政府所想到的，那可是幾萬，十幾萬的老百姓啊，在這時候，專家不一定要替老百姓拿主意。相反，專家或者政府在拿主意的時候，一定要聽聽這作為災難當事人的大眾是怎么想的，因為畢竟現在受災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們，人在受難時的心態是很難理性的。所以，你兒子的意見可能不是最專業的，但是最現實的！”
當時聽完了我的那番話，記得父親沉思良久，才說了一句話“我兒子成熟了······”
那年，我39歲，39歲的我是第一次被自己的父親稱為成熟，因為成熟的確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而要做出一個成熟的決策，就必須在“引導大眾”和“大眾引導”間做出適當的平衡，存乎一心，才能做到運用之妙！所以我想說《九派新聞》的成功也還需要假以時日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九派新聞》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一種媒體形式。如果能成熟地發展起來，必將能讓我們的政府擁有一群可靠的專家顧問團，幫助政府以創新的形式發出主流的聲音，以創新的形式引導大眾，從而讓我們的廣大民眾逐漸成熟起來，最后真正達到“公眾理性”這個最高境界。而同時，也在輿情觀察的幫助下，適時適度地接受大眾引導，最后形成有依據、講科學，但同時又是有溫情、講人性的政府決策。這樣才是政府決策藝術的“存乎一心”，也才是對《九派新聞》的“運用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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